我举举手里的花：“我已经买了。”他就夸张地把花放在自己鼻子上深深地吸一下，然后一脸陶醉地跟我说：“你可以再买一束，多香啊。花就像幸福一样，是不会嫌多的。”

巴黎封城后，卖花的青年们不见了。

配图 |《午夜巴黎》剧照

前 言

2022年年底，疫情社会面管控放开，再回想起这场之初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慨。

2020年的春天，新冠病毒席卷法国，巴黎封城，全民禁足。因工作被困巴黎的中国作家申赋渔，本能地开始记录在封城期间耳闻目睹的点点滴滴。而他之前花五年时间采访收集的许多平凡小人物的素材，也在此时清晰地串联了起来。他突然知道该怎样来书写这些人的故事，于是有了这本《寂静的巴黎》。

从《不哭》《一个一个人》到《寂静的巴黎》，申赋渔始终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。他时刻关注着身边普通人的命运，以沾满温度的笔，真实记录下他们的境遇。《寂静的巴黎》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巴黎，但又远不止于巴黎，那些被禁足城中的异乡人，也在娓娓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。

遗嘱里的爱情

下午的时候，詹姆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他已经立好了遗嘱。口气相当轻松，像是终于办妥了一件已经拖了很久的大事。

詹姆斯今年七十三岁，正是新冠疫情中的高危人群。他是我认识了好几年的朋友，住在巴黎郊区的一幢两层小楼里。我曾好几次到他家做客，都是他亲自下厨，每次的牛肉都做得很好。詹姆斯老家在英国爱丁堡。我偶尔不小心地说，你们英国人如何如何，他都很严肃地纠正我：“我是苏格兰人。”

去年圣诞节之前，詹姆斯请我、我的《匠人》一书的法文译者郑鹿年先生及夫人去他家。正在吃饭的时候，他的电话响了，是视频电话。打来电话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詹姆斯激动地让我们每个人跟她打招呼，随后不顾礼节地把我们晾了十分钟。他跑到一边去跟她叙家常了。

这位老太太住在爱丁堡，比他大两岁，是他年轻时的女友。两人相爱了几年，不知道为什么闹翻了。詹姆斯一个人来到巴黎，做英语教师。这一待就是四十多年。两人各自成家，又各自离婚。孩子也早已成家立业。现在两个人都老了，女友腿脚不好，詹姆斯有肺病。一个人在苏格兰，一个人在法国，已经多年没见。

他们经常打电话，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。

女友今天打电话告诉他，爱丁堡的咖啡馆、酒吧、餐馆全关门了。苏格兰首席部长说，这是她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。英国已经感染三千九百八十三例。苏格兰感染了三百二十二例，死了六人。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谁。

詹姆斯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
“现在结婚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“我不会去爱丁堡见你，也不会有什么婚礼。我只是想在死之前和你结一次婚。”

日渐严重的疫情让两个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。女友经不住他的纠缠，终于同意了。今天已经说好，通过邮件办理相关手续。

“祝贺你，詹姆斯。”我说，“这是高兴的事，你写什么遗嘱呢。”

“我没什么财产。只有爱丁堡一套父母留给我的房子，还有法国这一套我住的房子，我写在遗嘱里，都留给她。这样我突然死了，就没关系了。”

“詹姆斯，马克龙说要给巴斯德研究所五十亿欧元研制疫苗，中国、美国、德国都在加紧研制，很快就有疫苗了。”

“巴黎封城后，我每天在看新闻。每天都有人死。意大利甚至都用军车在运送尸体。这是人类的一场大劫难，我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年轻的时候，她说要跟我结婚，我拒绝了。之后这四十年，我们都没再提过。现在，我应该请求她的原谅。”

“都四十多年了，哪还会生你的气。”

“我去巴黎的那一天，她送我上车，我一回头，看到她眼睛里全是泪。这一幕就像在昨天。今天她答应跟我结婚，我才知道，过了这么多年，她还爱我。”

詹姆斯挂了电话不久，郑鹿年老师就给我打来电话：“你知道詹姆斯要跟他女朋友结婚了吗？”

詹姆斯今天下午大概一直在打电话，告诉每一个朋友他要结婚这件事。

我给詹姆斯发了一张今天网上流传很广的照片。这是法国最著名的街头艺术家 C215，在“塞纳河畔伊夫里”的一面墙上的涂鸦。一对戴着口罩的情侣，深情地拥吻在一起。他们情迷意乱、旁若无人，他们超越了时空，印刻在灰色、粗糙、冰冷的墙壁上。

2020.03.20

想飞的男人

封城之前，我囤积了一批水饺。昨天雅克跟我打电话时，我顺口说可以给他一些。他的反应很灵敏，立即问我：“你确定吗？”然后今天就开车来拿了。

雅克对中国的爱简直有点偏执，学了好些年的汉语，越挫越勇。几年前我在巴黎南戴尔大学做了一次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，他跟我加了微信。

之后隔上十天半个月，他就跟我联络一下。有时候发一句莫名其妙的格言，问我是孔子说的还是老子说的。有时候发一句似是而非的诗，问我是唐诗还是宋词。有一次甚至跟我探讨两味中药，非说对降高血压有奇效。后来迷上了“道”，经常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坐。不过说实话，他选择打坐的地方风景着实不错。我夸了他两次之后，他就经常给我发他认为有道家意境的美景。

我们联系中断是在去年九月。他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我跟人一向不是特别热络，过了两个月才想起问候他一声：“最近好吗？”一般来说，对方会回信说：“挺好的，你怎么样？”这样就又可以恢复联系。雅克很快就给我回信：“不怎么好。”

雅克在法国一家公司做高管，酷爱飞行，几乎每周都要上天一趟。他已经飞了二十二年。今年九月，飞行俱乐部新到了一种新型的小飞机，建议他试一试。雅克很兴奋，跨上去驾机起飞。飞机上天只有三秒钟，就一头栽下来。

雅克被送到医院，二十天后才醒过来。他说，怎么登机，怎么操作，怎么摔落，一直到醒过来的这段时间，他什么也记不得。不过之前的记忆全在。大概人的大脑有自我保护功能，对可怕的事情会自动屏蔽。他已经出院了，在家中休养。

“身体恢复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还不错。让我难受的是腿受伤了，这会妨碍我运动和长途旅行。我必须赶快进行锻炼。”

“锻炼不着急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能这样已经很幸运了。”我安慰他。

“我过几天就去中国了，这是很早就跟朋友定好的旅行计划。不能告诉我的医生。他会阻止我。”

我对法国人的许多做法都很无语。有人去年刚刚在滑雪场摔断了胳膊，今年又兴致勃勃地登上雪山。有人腿上还打着石膏，摇着轮椅就在滚球场上扔起了铁球。现在巴黎封城，人们还是会不停地出门跑步、遛狗。他们认为运动对狗也一样重要。欧洲人大概都这样。

意大利一位市长愤怒地抱怨道：“你们不停地出门遛狗，难道狗有前列腺炎吗？”昨天我短暂出门了一趟，发现外面已经全是跑步的人，我怎么躲也躲不掉。好像谁也不在乎疫情正在张开的黑色翅膀。旅行和运动，比他们的性命还重要。

雅克回巴黎后告诉我，中国之行太棒了。今年春天他要在法国接待他的中国朋友。他说他刚刚考了新的驾照，这样就可以带他们从法国一直开车到东欧。

“你为什么要重新考驾照？”

“不是跟你说我的腿受伤了嘛。考个残疾人驾照，我就可以享受停车的方便了。”雅克笑着说。

对雅克这样的法国人，我有太多不理解。好吧。巴黎停车是太难了。有时看到空着的残疾人车位我也想悄悄停一下，可是看到牌子上写着：“如果你要停在这里，那你把我的残疾也一起带走吧。”头皮一阵发麻，只得掉头就走。雅克就没有心理障碍吗？

巴黎封城后，雅克跟我的联系就更频繁了。一会儿问我中国的疫苗研制出来了没有。一会儿又问中国用的是什么特效药。当然大部分都是抱怨法国政府如何动作迟缓，官员怎样愚蠢无能，民众如何自由散漫。也说他禁足在家的日常生活。

他说他在阳台上给鸟儿建了一个食堂。“每天都有不同的鸟儿来吃，我的生意很兴隆。”然后发一段视频给我。他在阳台上挂着一个葫芦一样的东西，里面装着食物，在底部伸出一个小嘴，让鸟儿啄食。房屋前面的几棵树都已经开满了花，许多鸟儿飞来飞去，鸣啭曲折动听。春天已经十分喧闹了。

昨天给我打电话，一向快快活活的雅克突然发了脾气：“天天晚上八点钟在阳台上拍手有什么用？我们缺口罩，所有人都缺口罩，好好想想办法吧。”雅克把老母亲留下的缝纫机搬出来，开始做口罩：“我一天能做二十几个呢。”

雅克把自制的口罩送给附近的邻居、扫地的清洁工、送快递的投递员，还有他的家庭医生。“我多了一条出门的理由。”雅克笑着说，“我在出门单下面自己写上一条，送口罩。如果警察拦住我，我正好把口罩给他。”

我想，巴黎警察一定不会难为他。昨天晚上，法国内政部把应该给警察的FFP2口罩给了医护人员，然后什么口罩也没有给警察。警察工会愤怒地警告内政部说：“如果再没有口罩，警察们将暂停戒严检查。”已经有二百五十七名警察被感染。

雅克把车停在路边上，坐在巷口梨树底下的长椅上等我。我把一袋水饺给他，他给我几只自己做的口罩。为了安全，我们都离得很远，东西放在椅子上自取。几只口罩的布料都不一样，灰的、白的、红的、蓝的，很好看，大概是他特意挑的。他是个极端爱美的人。

雅克站起身，原本高高大大的一个人，小了一圈。脸上的笑容还是很灿烂，目光也一样诚恳。他拄着两根拐杖往车子走过去。他的一条腿齐膝盖被截掉了，裤腿空空荡荡。

2020.03.26

马奈窗前的流浪汉

从我的住处出门右转，走到巷口，有一座红砖的邮局。邮局对面一幢房子的二楼，是印象派大师马奈的工作室。大概是因为方便，马奈站在窗口画过好几幅这条街的街景。从画上看，没有这座邮局。这是马奈去世之后才盖的。

在邮局的屋檐下，住着一个流浪汉，很年轻，留着大胡子，走起路来精神抖擞。我到这里两年了，每天都能见到他。彼此偶尔会点头致意。他的铺盖总叠得整整齐齐，摆放在邮局外面的一个长台阶上。台阶上面有片玻璃的屋檐能挡风雨。他白天不在这里。

我有一次在布达佩斯广场上遇到过他。每周一、三、五的晚上，布达佩斯广场上有义工分发免费的晚餐。整个广场上都是排队的无家可归者。队伍井井有条，寂静无声。

这位邻居每天生活怎样，对我是一个谜。只在一天的深夜里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交道。我们站在欧洲广场的铁桥上看下面徐徐进站出站的火车。我递了一支烟给他。两人默默地在黑夜里抽完手中的烟，点点头就分手了。

也就在这一天，我突然发现他收养了一条狗。一条很小的黄狗，乐颠颠地跟在他的脚后面。他很晚才睡，小黄狗趴在他的头旁边，一声不吭。等邮局上班了，他爬起身，叠好铺盖，带着小黄狗消失了。

一年前，邮局开始施工，进行大规模整修。他原先居住的台阶被围挡裹了起来，外面只剩下一点点，只够人直着身子坐着，再也不能躺了。我晚上散步从这里经过，看到他和小黄狗无声地坐在台阶上。铺盖卷没有打开，放在脚边。

我原以为，流浪汉四处为家，既然这里的窝毁了，那就再换一个吧。可是，每天晚上他还是回到这里，默默地在他原来的地方坐着。

我心里有些难过。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也遇到过这样的境况。那是在无锡，打工的书店关闭了，突然没有了住的地方。可是我晚上也还是回到那里。毕竟这是偌大一个世界上最熟悉的地方。

有天黄昏，我从他面前经过。他仰着头，呆呆地望着路对面马奈工作室的窗户。窗户里亮着灯，看不到人。房间里很空旷，靠墙立着一排书柜。过去了一百多年，还是工作室的样子。不知道现在谁住在里面，灯光很暖。

我回到家，热了两只包子出来找他。可是他又不在这里了，铺盖还在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他还是没回来，我只好怏怏地回家。之后好些天他都不在。我想，他大概找到新的住处了。毕竟巴黎这么大。

又是一天晚上，我从圣拉扎尔火车站出来，沿着罗马路往家走，突然有个很面熟的人迎面朝我走过来。等到擦肩而过，走过去好远了，我才反应过来。是他。他的头发虽然还是像爆炸后的蘑菇云，但显然洗过了。脸上干干净净。一身衣服也是新的。脚上一双旅游鞋，白得晃人的眼。大胡子也修剪过了，显得相貌堂堂。

巴黎有这样的机构，专门收留无家可归者。也许是因为他失去了住处，被他们发现了，因祸得福，得了这样一身新装，有了可靠的生活。那只小黄狗没有跟着他。我听说在那个收留机构里，是不允许携带私人物品的，大概小黄狗被没收了。这也是换一种生活要付出的代价吧。

我一直没看到他，他的铺盖也不见了。我心里也就踏实下来，甚至有些为他欢喜。已经是冬天了，露天的生活越来越难。有时候一连三五天下雨，气温也越来越低。许多流浪汉已经在抢占街头地面上冒热气的散热口。市政厅也开始向流浪者开放，不过只收留女子。我希望我的大胡子邻居愿意留在收留处，好歹不会淋雨，有口热饭。

巴黎的夜已经很冷了，我还在坚持散步。有一天，经过欧洲广场的铁路桥，桥上靠栏杆睡着一个流浪汉。借着路灯的光，我认出了他。就是那个住在马奈窗前的我的邻居。他和以前一样，又是邋遢落魄。他就睡在这露天的夜里。眼睛闭着，睡得很熟。原先的那个屋檐，离他只有两百米，被围挡挡着。

他回不去，他也不肯离开。

这里人来人往，不可以长住，必须每天换地方。有时他躺在附近广场的长椅上，有时在列日街边的台阶上坐着，有时就睡在欧洲广场的地铁站口。他总是在几百米大的一个圈子里徘徊着，好像在等邮局的施工结束。邮局的工程拖得太久了，不过现在的确已经接近尾声。

巴黎三月封城后，我只有偶尔才出门。现在散步有限制，只能在晚上七点之后，不能离家一公里，不能超过一小时。一个多月了，我一次也没有遇见我的这个邻居。他不见了，不知道是住进了政府安排的宾馆呢，还是生病了被安置到了收留中心。

在离马奈工作室一百米的地方，有一块长着十多棵银杏树的小空地，叫都柏林广场。广场上有供旅人饮水的华莱士喷泉和两张长椅子。昨天晚上，我散步时又从这里经过，远远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蜷缩在椅子上。我特意从他旁边走过，果然是我的流浪汉邻居。他没有看我。他靠在自己的铺盖上，定定地望着因为疫情已经停止施工的邮局。

即便是无家可归了，人的心里也还有一个家。

2020.04.18

波德莱尔与卖花青年

巴黎街道旁边经常有清亮的水在潺潺流淌，这是从塞纳河里抽送上来清扫街道或者浇灌花园的。今天新闻里说，在这种非饮用水里发现了新冠病毒。病毒在呼吸间、在空气中、在水里，在每一个可能碰触到的地方。我们应该往哪里躲藏呢？晚上七点之后，太阳还在天上。我必须到阳光底下去走一走。也许被阳光晒一晒，心情会好一些。左转右转，走到了阿姆斯特丹路上。我沿着这条突然变得荒凉的小街一直往前。

阿姆斯特丹路二十二号，是一家叫迪耶普的小旅馆。这是《恶之花》的作者波德莱尔暂住的地方。他没有家，总是搬来搬去。曾经在一个月里被迫换了六家旅馆。大概迪耶普旅馆的价格便宜，对他也宽容，他去世前的几年里，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这里。他的《恶之花》印了一千三百册，出版才二十天就被检察官收缴了。

这位检察官就是那个把《包法利夫人》判为禁书的人。他认为《恶之花》这样的书败坏道德，有伤风化，是可怕的病毒。这个荒唐的判决将近百年之后才被法院推翻。波德莱尔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叫《残骸》，收了他二十三首诗，印了二百六十本。此时的波德莱尔已经被另一种病毒折磨得不能说话，可是拿到诗集，他还是“显出了一种孩子般的快乐”。服用鸦片、洋地黄、颠茄、奎宁，以及采取正流行的水疗法，都不能减轻他的疼痛，也不能让他开口说话。

在痛苦中挣扎了一年之后，四十六岁的波德莱尔去世了。他死了，可是许多人对他的诗仍然感到厌恶，甚至恐惧。半年多后，他的出版人又因为这本《残骸》被判了有期徒刑一年。

当新冠病毒盛行，人人心怀恐惧之时，从重病失语的波德莱尔门前走过，心里有着一种异样的悲凉。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病毒是什么。我继续往前走着。

从小旅馆往前一百米，就到了与圣拉扎尔路交界的路口。这里有一块几十平方米的空地，原本是一个喧闹嘈杂、熙熙攘攘的地方，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靠边摆着一只投放旧衣服的大桶，影子被夕阳拉得长长的，显得孤独又凄凉。病毒把所有人都赶走了。

我把这里叫卖花地。原本空地上总是摆着一排桌子，上面放着一箱一箱的鲜花。卖花的是一群阿拉伯年轻人，人人手上捧一大捧花，几乎要塞到每个行人的手中。价格都很便宜。我每次只是看看，礼貌地朝他们摇摇头。

有人笑着用中文朝我喊一句：“你好吗？”然后又激动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我不买的原因是他们卖的花我不太喜欢。他们卖的大都是郁金香、玫瑰、百合等，太堂皇正式了。七八个人，卖的品种都差不多，大概是从一个地方批发过来的。

有一次，一个小伙子面前放了一箱雏菊，我朝他走过去。他立即把手上的一捧朝我递过来，嘴里说：“四欧，只要四欧。”我点点头，把钱递给他。他从那捧花里抽出一束给我。我笑起来。本来也是，怎么可能四欧元能买这么一大捧呢。不过经过这一次，我看到了他们的底牌，也就不再担心跟他们打交道。即便是这一束，在花店里也要卖两倍以上的价格。

有时候，我会特意绕道经过这里，只为看一看有没有我喜欢的花。果真有一次，我买到了丁香花。心里很高兴，就跟他们搭讪了几句。

“你们不能分散开来卖吗？为什么要挤在一起？”他们这七八个人，会争抢生意。其实价格与花都是一样的，各人只能展现出更大的热情和更夸张的表情。

卖花的年轻人摇摇头：“其他地方不让卖。”

我注意观察了一下。其实这里也不让卖。有一次，远远有警察朝他们走过来，他们立即搬起装花的箱子，一溜烟跑没了。桌子扔在路边上。警察经过这里，也就看了一眼，脚步没有停，一直朝阿姆斯特丹路的深处走过去。他们根本没管。

等警察没影了，卖花的青年们又冒了出来。也许，警察与他们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，可以在这里摆摊，但是不合法。在巴黎，有许多这样的灰色地带。我觉得这是好的。他们干得是多欢乐啊。他们大声叫卖着，用一种既谦卑又得体的动作向每一个行人兜售。他们的笑容真诚而豪放。他们是在进行一种美好的劳动，没有焦躁、愤怒与仇恨。他们不是病毒。

“你们每天都在这里吗？”又一次买花的时候，我问一个瘦瘦的青年。

“不，星期天我们是要休息的。”他笑着说，“劳动不是为了享受生活吗？”

他们的热情有时候是好笑的。我刚从一个人那里买了一束，花还抱在手上，经过另一个摊位时，又会被拦住，更热情地向我推销。

我举举手里的花：“我已经买了。”他就夸张地把花放在自己鼻子上深深地吸一下，然后一脸陶醉地跟我说：“你可以再买一束，多香啊。花就像幸福一样，是不会嫌多的。”

巴黎封城后，卖花的青年们不见了。这个路口显出一种让人心慌的干净与寂静。一路上经过的几家花店也关门了。

我家里养的两盆花早已凋谢。有一个土豆发芽了，我放在花盆里。过了一个月，现在已经长出了茂密的枝叶。几天前，我在购物车里发现了两颗被忘记了的洋葱，躲在阴暗处，竟然也长出苗来。我也放到了无花的花盆里，现在也是长势喜人。可是，它们毕竟不是我爱的雏菊和丁香。

我在这个路口站了一会儿，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往前就会超过散步允许的距离。我转身回家。在这个空地的西北角，是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广场。广场上立着一个用许多时钟堆成的塑像。在塑像的底下站着三个年轻人。他们没有口罩，相互靠得也很近，在谈论着什么。正是卖花青年中的几个。不能卖花了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怎么继续呢？

在他们的头顶上，几十座时钟叠罗汉一样垒在一起，每一座都有时针和分针，可是全都一动不动。因为病毒，时间凝固了，只有死亡还在向前。今天一天，法国又死了三百九十五人。

2020.04.19

病毒正在改变世界

巴黎今天解禁了。法国总统把自己推特上的留言从“请留在家中”，改为“请保持谨慎”。在无数人奔上街头欢呼自由的今天，法国又有七十人被病毒夺走了生命。每天不断更新的死亡数字，已经显示为“26380”。新冠病毒席卷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，超过四百万人被感染。病毒正在改变世界。

巴黎封城五十五天之后，我再一次往协和广场走去。一路上的车辆和行人，几乎与封城前一样多。一半的行人戴着口罩，大多数是白色的。也有一些人戴着黑的、蓝的、红的，甚至绣花的口罩。无论怎样艰难的情况下，人们总希望有选择美的自由。

也有几位老人戴着政府发放的巨型口罩，几乎把整个头脸都包住了。据说洗过之后，就能缩成普通大小。他们太心急，直接戴在了脸上。公交车上的乘客也多起来，每个人都戴着口罩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很严肃。地铁站有人背着一个古怪的容器，给人分发洗手液。地铁上的乘客，每个人都很认真地戴着口罩，可是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完全隔开。人们无声地挤在一起，内心充满着恐惧。

眼镜店、花店、理发店、时装店，相继开放。不过沿街营业的店铺依然是少数。有些店门口写着：未戴口罩，请勿入内。有些药店的橱窗上贴着告示：本店设有新冠专柜。不过大多数店铺里都空空荡荡，很少有顾客。只有面包房门口依然有人在排队，人人自觉拉开一米的距离。或许是面包的香甜让人愉悦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。

一些大门紧闭的店门口，或坐或躺着曾经神秘消失、又悄然回来的无家可归者。没有人戴口罩，他们仍然是那样疲倦、沉默和悲伤。

行人们神色紧张，看到有人走来，都会尽力避让。透过车窗看过去，许多司机也戴上了口罩。解禁后是否出门，成了法国人异常纠结的问题。有人说，我害怕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，看到人我想调头就走。有人说，只有戴两层口罩我才敢出门。

有人说，解禁我也要留在家中，我不在乎工作。也有人准备控告政府：强迫公民戴口罩是侵犯人权。更多的人像欢呼新年一样欢呼着这个日子。在我的楼上和隔壁，通宵听到歌唱与碰杯的声音。

路边花圃里的花儿都谢了，春天的确已经过去。街道两旁树木的叶子绿得更苍翠，透出浓浓的生命力，让人心里多了一些振奋。梧桐树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飘絮，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没有一个抱怨。大家都愿意相信，随着夏天的到来，病毒就会消失。

曾经的鼠疫、霍乱、西班牙大流感，不都是这样吗？人类何曾战胜过它们？只是它们来了又走了。它们总会走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它们走之前，努力地活着。病毒还在外面游荡着，巴黎解禁了，却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。

欧洲各国之间的边界依然关闭着。谁也不敢开放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每个国家都在担心着自己的安全，同时提防着邻居。意大利、西班牙和法国的情况刚刚有所好转，英国、俄罗斯、巴西、美国的情况还在严重恶化。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在继续推迟航线的开通。每个国家，每个人，都被孤零零地隔绝在外。在全球令人心悸的警报声中，法国的有限开禁，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。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。在这共同的恐惧之下，所有的国家都在思考着改变。

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赫拉利说：“人民和政府今后几周内做出的决定，或许会在今后很多年内改变世界……风暴必将结束，人类必将继续存在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还活着 —但是，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。”

世界将会怎样？撕裂、孤立、对抗、冷战？还是和解、交融与合作？没有人知道。我站在协和广场的方尖碑下，没有行人，没有游客，只有我一个人。

两百多年前，路易十六在这里被推上断头台。随后几年中，七万多人在这里被处死。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改变了法国，也改变了世界。病毒是不是又一场大革命？而这场革命，会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呢，还是会带来伟大的繁荣？

……

2020.05.11

（本文节选自申赋渔《寂静的巴黎》，略有删减）